Charlie Mahone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随着中国学生申请外国大学人数的迅猛增加，他们脱颖而出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留学潮中的国际化教育格外受人关注。

        去年底在北京举办了一次由一家中国国际教育机构和一家互联网站共同主办的国际学校发展大会。这次会议旨在见证中国国际化教育的过去并展望未来，参加者多为国际教育界业内人士。在会场上，我邻座的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是一位海外中学的全权代表，常住北京。她的孩子在国内就读国际幼儿园。她告诉我，作为一个从小就接受国际化教育的孩子的妈妈，她的想法与多数中国家长一样，对国际化教育的结果——最后小孩能够去外国哪所学校读书是最看重的，因为中国国际学校建立时间不长，孰优孰劣在短时期内只能看结果。对这番话，我感触颇深。

        留学潮中的中国国际化教育格外受人关注。普通中国人最关注，或者说那些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国际化教育的家长最关注的实际问题，就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国际化教育能否把学生送到外国最好的大学去。而这也是许多中国人衡量中国国际化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作为大学招生官与申请指导行业专业组织NACAC（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和International ACAC（海外升学指导协会）成员，以及在北京四中、清华附中担任出国留学申请顾问工作的经历，我眼里的成功的国际化教育，并不仅仅是把那些接受国际化教育的中国学生送入外国最好的大学。 

        记得五年前与哈佛大学招办主任William R. Fitzsimmons先生交流中，我曾问他哈佛大学最大的财富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学生。每一个学生在性格、经历、体验、学术上的差异化，为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学习、分享和提高提供了可能，也让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的国际化教育难道不应该从中获取灵感与启发么？

        几年前，我担任北京四中国际项目的招生面试官时，我考虑更多的是学生的个体差异与各自的闪光点，而不是简单地依据初中排名或中考成绩来决定学生的高低差异，并由此决定取舍。学校是学生成长的摇篮，而不应该只是炫耀奖杯的展示柜。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成功意味着你对于学生的塑造与培养的能力，即如何把一名学生培养成为具有持续发展潜质的人才。所以，那些以录取学生的平均分有多高而自诩的学校，是否应该思考一下教育的本质，或真正的国际化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海外留学教育圈中对于“diversity”（多元性）这个词不会陌生。任何一所招生官都会在宣讲学校时提到它。在十年前，很多人会把“diversity”归结为学生来源地的不同，所以外国大学为了增加其学校的“diversity”而录取中国学生。由于当时申请海外学校的中国学生比例很小，这样的理解还是说得通的。

        然而随着中国学生申请外国大学人数的迅猛增加，他们已经占外国大学国际生的最大部分。于是，外国大学招生官筛选中国申请者时，录取原则中“diversity”的含义已经跳出了“地域差异及多元性”。来自中国的学生越多，他们脱颖而出的难度显得越大了。而其本人大都受教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中国家长，还是习惯性地认为如果我的孩子在各方面都比别人强，那就应该被外国的名校录取。然而，这个“应该”在外国大学录取的标准里，根本就不存在。

        简言之，外国大学的录取标准是好中选特，特，就是有特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特点。好而无特的学生，甚至有的就是外国学校拒之门外的那些考试满分，比如SAT 2400分的学生吧。3年前，我熟悉的一个学生在SAT考试中得到了2390的高分，但却被美国排名前10位所有的大学，包括哈佛、斯坦福、耶鲁、普林斯顿等等拒录。

        外国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其实就是他们对申请者所说的"holistic view"（全面考虑）。含有“holistic view"的标准与教学体系，其宗旨并非仅仅在于把学生送入所谓名校为唯一目标。根据我的经验，以"holistic view"为国际化教育标准，国际化教育的学校才能使其学生在申请外国大学时充满自信。我常常发现，“有意思”的孩子要比那些有较高的标准化考试分数的孩子更受到招官青睐。 

        "Holistic view"的标准，其实就体现在外国大学需要申请者所提交的那些材料中。因此，以申请标准来关照国际化教育的设计，即是中国国际化教育的起码遵循。

        这些材料中，首要的应该是学生平时学术表现。具体的载体就是成绩单——不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成绩单，而是初、高中学习过程的成绩单。国外大学多要求看到学生学习过程的记录，从中分析评估学生的学术潜质。这就要求国际化教育的管理层要统筹教师队伍的课堂教学，建立科学的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级体系，且要根据中国国情，比如同科目多教师对学生的测评手段要统一，评价标准要一致等，进行相应的协调调整。

        在中国，许多国家化教育学校的管理层纠结于采用什么样的课程体系，是用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Advanced Placement(AP)，还是用A-level等等。但是，实际上，不论是采用哪一种，完整的课程体系是最重要的。大学的招生官们深谙各种课程体系的特点、难度还有时间轴，对于他们来说，区别只在是否完成。国外大学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完成中学学习过程的申请者有实力在大学中适应与成长。另外，中国国际化课程体系设计还要兼顾学生成长的发展规律，不仅要有梯度，让学生逐级提高，还要有广度，让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扩展知识面。国际化教育的学校既不能一股脑地、随意地把各级课程全扔给学生，也不能由于招聘外教的困难而随意删减科目设置。 

        不可否认，标准化考试（SAT／ACT／AP）和语言水平能力测试（托福、雅思）是申请者需要提交的材料之一。ACT与改版SAT对于学生的语言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要求的提升，要求相关课程设置更应该注重课外阅读拓展，赋予学生更多应用语言的机会，提升学生语言认知能力，进而全面增强学生语言技能，而靠单纯专项备考或将学生推到社会的考试培训机构获取应试技巧肯定是不足取的。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申请国外大学时如何展示自己“软实力”，即如何真实有效地体现自己的个性、潜力、领导力、创造力、交流能力、社会责任感、服务意识等良好的品质，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为此，国际化教育学校的管理层应该在教学体系之外，提供学生全面发展的各种机会，给予学生更多自我发展的空间。在申请的最后时刻“抛光”与“包装”学生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应该坚决摒弃。

        不过，如果国际化教育只是象征性设置一个主管课外活动的老师，则属糊弄差事。在此，中国国际化教育的学校不妨参考和学习国外中学的一些做法。比如美国，多数情况下，每位任课教师除了本职的授课教学外，通常兼管俱乐部或运动队，指导孩子们的课外活动。有些学校则设立“导师制”，每位老师分配几名同学，老师可以时常关注他们的成长、变化，随时备询或提供学术及学术外的各种建议与指导。 

        在中国，考虑到学校资源的有限，以及学生在校活动的同一性与统一性，学校的管理者应该充分利用与调动校外资源，建立家长委员会与校友会，利用家长和校友的人脉资源，搭建学生课外实习、社会服务和较高水准“学术”研究的平台，把学生们活动的领域向外拓展，以发挥学生的不同特长，形成差异性。几年前，北京四中的海外校友对我筹划的首届海外学长助学活动反响热烈，积极回到母校为学弟学妹们答疑解惑。课外活动、社会服务、科研项目、学术竞赛、个性张扬等，是呈现申请者差异的载体，它们会在填写的表格中、面试环节的对话以及申请文书的主题中体现出来。所以，让学生借用一切机会与平台发现、发展自己是中国国际化教育学校设立之初就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  

        中国国际化教育成功的最后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学校管理层要对升学指导队伍予以重视。作为国内一个新兴行业，很多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还不理解这个行业的性质。最近一些年，中国每年有数万，甚至十几万计的学生赴国外留学，但是，可供国外招生官信赖的学生评价来源却寥寥无几。对于中国学生而言，申请者没有专业指导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国际化教育学校的升学指导不应该从高三才开始做申请指导，驻校的指导需要从学生一上高中就开始帮助其规划自己的发展蓝图，确定自己未来目标，并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不断指引其完成阶段目标，帮助其完善和突破自己，最终实现其梦想。   

        更重要的是，升学指导还应该肩负与海外招办紧密联系的使命。他们会随时更新申请与录取的政策变化，并将本校的各种情况和发展随时与海外进行交流沟通，树立学校正面积极的形象，保证学校和在校生的最大利益。非专业地指导，不谙国外实情的夸夸其谈，甚或连升学指导岗位都不设，必将把焦虑学生和家长推向社会，让中介去“抛光”“打蜡”。长此以往，学校海外声誉会受损，且很难弥补，进而殃及后面的学生，形成恶性循环。

        其实，不论本土教育国际化、国际教育本土化，还是跨国界的全球公民教育，都在于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学生被国外大学的录取情况，只是国际化教育学校办学质量的结果之一。

                                                                                                                               注：本文摘自纽约时报